第一个危机时刻是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和。淞沪抗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中国政府调集了75万军队迎战三个月——中国政府拿出了当时所可能调动的全部力量,从全国各地征调军队在上海与日军血战,由于决定仓促,指挥无方,形成溃败。日军违反军事常例,血战之后并不休整,火速进攻南京,12月13日占领南京,中国的首都沦陷。

    12月15日,国民政府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主和、主战两派激烈争吵,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干部主和。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此时站出来,要求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组织新的政府,与日本人谈和。居正、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纷纷批评蒋介石,要求和谈,居正甚至对蒋介石说,你不敢在条约上签字,我代表政府来签。蒋介石予以拒绝,坚持迁都重庆,继续抗战。此为中国抗战的第一个危机时刻。

    第二个危机时刻是1938年武汉沦陷。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将主要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迁到武汉,为迁都重庆做准备。汪精卫对抗战失去信心,1938年底从重庆 逃到昆明。到了昆明,汪精卫和云南省主席龙云交了底——“我要组织第三势力”——也就是联络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西南各省,成立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府,与日本人谈判。

    当时汪精卫联络了一些人如云南的龙云、西康的刘文辉,还有一些广西、广东的军事首领,例如张发奎。汪精卫出逃不仅仅是作为国民党副总裁的背叛,而且还想带动云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这五个省都投降。实际上,当时山西的阎锡山也产生了动摇,曾派人与日本人秘密接触,想要和谈。这些军事将领虽然动摇,但仍然身处抗战阵营,他们的决定要视抗战的情势而定。1938年的年底到1939年的年初,由于汪精卫的出逃,广州、武汉的失陷,中国的抗战面临着第二个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刻。

    中国抗战面临的第三个艰难危险的时刻,是1944年日军进攻贵州独山。1944年,日本人为了打通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发动了一号作战。一号作战在中国近代史称之为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大溃败,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一直打到贵州的独山。美英苏等大国驻重庆的大使馆都很紧张:苏联大使馆准备撤退,美英苏大使馆都准备安排侨民撤离重庆。重庆面临空前未有的紧张、慌乱的局面。

    美国的魏德迈将军建议国民政府再次迁都,从重庆迁到昆明。中国政府则表示与重庆共存亡,不再考虑迁都事宜。国民政府一方面安抚驻华使馆,让他们镇定,不要撤侨,另一方面调集部队,准备以乌江为前线保卫重庆。这是中国抗战的第三个危机时刻。

    此外,杨天石先生还介绍了“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两国国力的对比:战争爆发前,日本年工业产量是60亿美元,中国仅仅才13.6亿美元。钢产量方面,日本年 产量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石油产量上,日本年产量是169万吨,中国仅有1.31万吨。日本一年可生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 330辆,汽车9500辆,年造舰能力为52422吨。而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飞机、大口径火炮、坦克、汽车的生产能力。日本战前的总兵力是448万人,中国的总兵力是200余万人,日本当时的作战飞机有1600架,中国仅有223架,日本的舰艇285艘,中国仅有60余艘。中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军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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