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胜于雄辩的事实已经证明,1958年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就在那一年的岁首,又有多少人会料到,远在大西南的西南部,一盘改天换地、改造云南干部队伍思想的大棋,正在弥勒境内的南乡大地上布局落子。

让历史烛照未来 ——献给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

在弥勒,自古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好个南乡坝,有雨顺山下,土地不生蛆,养女莫往南乡嫁。”位于弥勒腹地,距县城仅十来公里的南乡坝,是弥勒最宽广的坝子,也曾是弥勒最荒凉、最闭塞、自然条件最差、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坝子。在这个坝子的中央,有一片微微隆起的“高原”,其东西两侧的谷底,东面是弥勒的母亲河——甸溪河,西面是甸溪河的一条支流里方河。也不知神奇的大自然为何要造就这样一个土旷人稀,地尤广袤,既融不进大山怀抱,又难负平坝盛名的地理单元。可又有谁会想到,1958年的1月,这片仅横斜着少许几个村庄的荒原上,会突然从昆明,从省级机关涌来千余人的庞大队伍。而那一年的春节就是紧随其后的2月8日。

 

让历史烛照未来 ——献给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

 

回溯到1957年,早在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一再强调:要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从而“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以克服“不愿和群众同甘共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时隔两个月,中共中央在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要参加劳动的指示》时,毛泽东又把整风与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每年要抽一部分时间下乡劳动并列, 作为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 尤其是指示下发后的9月22日,中央又在批、转河北省委《关于各级脱离生产的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时, 给予河北省委高度的肯定,并于9月27日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至此,一场干部下放的赤潮开始席卷全国。

 

 

据业内熟悉情况的老人述说,中央的指示决定下达后,时任云南省服务厅厅长李正一、民政厅副厅长王安广,就奉省委之命着手云南干部下放劳动锻炼基地的选址工作。为了正确领会中央精神,严格遵照省委的部署,他们查阅了各种资料、了解了各部门上报的情况,一行人还先后深入到元谋、弥勒、开远等几个县实地考察。综合地势、气候、区位、交通、发展前景等多种因素,最终将基地的选址在弥勒南乡坝的黄家庄一带确定下来。考虑到与劳改农场为邻,可能会对下放干部和依然归属人民行列的受处人员产生不良刺激,也为了避免周边群众误解所致的歧视和敌视,省委指示红河州公安局,迅速将规模不大的黄家庄劳改农场并入蒙自的草坝劳改农场。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千多下放人员,之前连畜厩在内,房舍总面积不过1488.75平米的黄家庄农场,简直是杯水车薪。当时,所有人员只好按建制安排到黄家庄、鸡街铺、朗才等村寨,或借住在乡政府,或借住在农户家。在场部,能住进宿舍的也仅只有几十人,大部分是在野外露宿。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大家只能用油布盖在被子上来挡露水、御霜冻,在和衣而睡都不抵事的时候,大家不得不几个人合在一起,要么拼床、要么烤火,以此来熬过那寒气肆掠的漫漫长夜。

 

让历史烛照未来 ——献给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

能住进宿舍的人员,情况也好不到哪儿。那仅铺着一层稻草的大通铺,就像晾干菜那样分成两排,每人铺位的宽度不到50公分,夜间翻身还得喊“一、二、三——”全体统一行动,步调一致才能翻得过来。在那“大干快上”“超英赶美”“春节不下马”的年月,也不知那年的2月7日,这些人的除夕之夜是咋过的。

 

在东风农场六十年的历史上,最特别的日子要数1958年2月13日。在这个年都尚未过完的日子里,在黄家庄麻栗棵里召开的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党委书记王安广当众宣布“云南省东风农场”正式成立,这个新机构由此担负起云南省委赋予的特殊使命,开启了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方式的干部教育改造工程。

让历史烛照未来 ——献给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后就作出了这样的推断。建国以后,干部队伍、知识分子,脱离生产、脱离工农、脱离群众的现象日益突出,且迅速成为全党和社会的普遍忧虑,中央进而将其上升到事关蜕化变修、亡党亡国的大事来对待。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省级党政机关、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省文艺干校、省杂技团、省话剧团的干部、工人、教师、导演、演员一千余人,陡然转身就成了东风农场的拓荒者。“近水楼台”的弥勒,也有56人被划作右派分子,并入这个浩浩荡荡的行列。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农业生产更是一块“试金石”,这些下放干部、下放人员一开始就闹出不少笑话。他们不少人之前连水都没有挑过,连挑空桶都掌握不住平衡,挑满水更是踉踉跄跄,前后磕地,勉强螃蟹一般横摇着回来,两桶清水已所剩无几了。围绕花生长在何处,云大生物系的老师和工农出身的干部曾展开激烈的“交锋”。见过花生的工农说:“花生是结在根上,长在土里。”教生物的老师却坚持“花生只能结在枝上,因为花生是豆科作物……”有人问棉花专业的老师高粱应该施哪种肥料,得到的回答是:“等我回去查查资料。”建场初期,“不会使锄头”“不会挑担子”“掉田埂”“栽秧找不到出路”是常常都会听到的笑话。

让历史烛照未来 ——献给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

在那个政治挂帅、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不少下放干部的确是抱着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的思想来到东风的。到场的第二天,天寒地冻,那个打着赤脚在雨雪中走来走去,招呼这、招呼那,没有半点颓废神情的王树槐同志,您积极乐观的神情,主动担当的身影让多少下放人员放下思想包袱,树起新的革命志向。本来可以夫妻团聚,却自愿随老领导、老战友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余佩馨同志。历史没有忘记您平凡而普通的名字。

 

为了及早结束“天是房,地当床”的历史,为了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拓荒者们无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抡大锤、握钢钎的手磨起血泡,晚上用热水焐焐,第二天照样上阵。由于持续高强度脱土基,不少人的脚上裂开了一道道血口,他们就用针线把口子缝起来再继奋战。在一个风狂雨暴的夜晚,为抢救甸溪河上新修的拦河坝,拓荒者们硬是用血肉之躯,手挽手堵住了即将溃坝的决口……

那些被划成右派,受到处理,但尚被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对待的“同志”,更是无不渴望通过积极的表现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那个因《爱佐与爱莎》而名声鹊起的作家、诗人,当您把笔名定为彭肃非,每天用锄头、镰刀、粪箕战天斗地时,您无时无刻不在努力肃清自己灵魂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那个倾心古典文学的北师大高材生,当您站在牛的位置,将拉犁的麻绳深深勒进白嫩的肩脖时,您那因饥饿而“胖起来”的脸上依然放映着《庄子》的逍遥游。那个用《五朵金花》把大理推向全国、推向世界的著名编剧,就是在遭受残酷批斗,挂牌游街尊严扫地的日子里,您依然笔耕不辍,用痴心和坚毅注成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忧愁河》。那个戴着高度近视镜的女青年,当您用鲜艳的红头巾把一块块牛粪包回队里时,您的愿望是把“病弱”的自己锤炼成比农民还朴实,比工人还“无产”的革命事业接班人……

 

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些看似“五谷不分”的干部、书生,也并非百无一用。当那个叫方敏的女青年,在众目睽睽之下用8磅大锤连续击打钢钎120锤时,人们禁不住为她显示出的本色称赞,但没人想过,这一壮举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随着旋桨式水轮发电机组在甸溪河上亮相,东风开启了弥勒地区水力发电的先河;随着一条昼夜不息的石灰生产流水线在驼龙山麓登场,那条被叫做“梭梭窑”的“长龙”,让方圆的百姓闻到了一丝“现代工业”的气息;随着一种叫做“417”的水稻良种在全省的大面积推广,弥勒人越来越觉得:“东风不得了!”

让历史烛照未来 ——献给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

曾几何时,那鹤立鸡群的东风大礼堂、横空出世的东风倒虹吸、跨越甸溪的东风大石桥、耸入蓝天的东风氮肥厂,逐渐成为了南乡的地标,成为弥勒的文化符号。东风不仅成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楷模典范,就是在全国近千万农垦大军中,东风农场也小有名气,可圈可点。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与虎门销烟后遭受发配的林则徐一样,一方面要经受恶劣环境及艰苦劳动的折磨,一方面还要经受各种内心纠结和政治考验。尤其在方向失准、政策失衡、措施失当的重灾时期,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甚至还受到了比林则徐更加悲惨的身心摧残,有时甚至连生命都难以保障。但东风农场的拓荒者们没有做命运的哀叹者,没有做历史的旁观者,他们用坚定不移的信念、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胸怀构建了东风文化的核心,丰富了东风精神的内涵,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继林则徐之后,最后一批戴罪的功臣。

 
 
 

习近平总书记曾告诫大家:“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风雨兼程一甲子,砥砺前行看东风。体制、职能多次变革的东风,而今兼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优势,又赶上了融入滇中时代的浪潮。要唱好新时代大风歌的东风,自然更应当拂去历史尘埃,将这支拓荒者队伍,以及他们创造的精神文化,捡起、擦拭。

责任编辑:xiaobian01